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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革开放40年影像志之六:中国人开始时尚起来

2019-05-14来源:五服茶馆

改革开放后,中国人的时尚意识开始觉醒。1979年,一个叫皮尔卡丹的法国人把颜色带入中国。在此之前,中国满大街都是“蓝色的海洋”。在那以后,蛤蟆镜、喇叭裤、牛仔裤、红裙子、蝙蝠衫、杏子衫等开始在中国流行,人们越来越爱美。图为1981年,北京八大处,烫卷发、戴太阳镜的时尚女青年。摄影|王文澜


1982年,北京市百货大楼,购买布料的市民。那时候,市场上“成衣”很少,人们买布回家自己做衣服、做床单、做窗帘。的确良布料受到追捧,一件纯色的的确良衬衫成为很多时髦女孩的必备衣物。“的确良”也就是涤纶,是英文dacron的音译,这种面料最初在广东按音译被唤作“的确靓”,传至北方后变为“的确凉”,后来大家发现穿起“的确凉”并不凉快,才改成了“的确良”。“的确良”出现后,街头有了色彩。1970年代中后期,随着“的确良”普及,姑娘们纷纷穿上小碎花裙子。到了1980年代中期,风行一时的“的确良”逐渐没落,成为“短缺的时尚”中一段特殊的记忆。在计划经济时代,中国人买布也得凭票。从1982年开始,国家陆续对部分纺织品减收或免收布票,敞开供应,布票一时间“家家有余”。1983年11月22日,商业部发出通告,宣布从该年12月1日起全国临时免收布票、絮棉票,1984年也不再新印发。通行了30年的布票终于废止。摄影|王文澜


你把镜头对准身边瞬息即逝的生活场景,既保存了珍贵的记忆,也留住了人类的历史。

——王文澜


1983年,北京民族文化宫的一次服装表演。1979年春天,皮尔卡丹推动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大地上第一场时装表演。当年3月10日,由外贸部、纺织部、轻工部联合主办的时装表演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,八名法国模特和四名日本模特缓缓走上中国第一T台。第二天,时装模特们参观长城。在春寒料峭的长城上,法国模特穿着靓丽服饰翩然起舞,而彼时的中国,满大街都是“蓝色的海洋”,蓝、灰、绿是人们服装的主色调。皮尔卡丹曾说:“我觉得我为中国也做了一些贡献,就是把颜色带到了中国。” 摄影|王文澜


1986年,在天安门金水桥上举行的一场时装表演,引起路人围观。把时装表演带入中国的是法国人皮尔卡丹。1980年,中国大陆第一支时装表演队——上海市服装公司时装表演队悄然诞生。1985年7月,中国模特首次登上法国T台,为皮尔卡丹走秀,欧美时尚圈第一次感受“东方脸”的魅力。摄影|王文澜


1988年,北京龙潭湖,穿着时髦的女郎。从1978年到1988年,改革开放短短十年,中国人在服饰上的变化可谓今非昔比。十年前,中国人服装样式单一、颜色单调,十年后,中国人的服饰已经走上多样化之路,尤其是女性着装愈加丰富和大胆。摄影|王文澜


1992年,北京天坛祈年殿,闻名世界的奢侈品牌路易威登(LV)在做产品展示。这一年, LV登陆中国市场,首间专卖店在北京王府饭店开业;两年前,另一国际奢侈品大牌卡地亚以拓荒者身份进入中国。整个90年代,由于中国有了新富阶层,国外奢侈品大牌看中中国人的购买力,纷纷开拓中国市场。在卡地亚和LV之后,香奈儿、Gucci、Dior、爱马仕、乔治阿玛尼陆续进入。如今,中国人对全球个人奢侈品市场的贡献超过30%。摄影|王文澜


1986年,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,交换住房信息的人们。随着商品房时代的开启,住房制度改革也不断深入。1980年中国一些地方开始进行住房商品化的探索。1992年以后,劳动人民文化宫不再举办“换房大会”; 1998年中国房改进入实质性阶段,这一年,住房彻底纳入了市场经济的轨道,“换房”退出了我们的生活。摄影|王文澜


一张照片就是一个碎片,经过历史车轮的碾压,必将成为反映时代变迁的镜子。老照片是讲年头的,带着时代的“包浆”。

——王文澜


1981年,北京西单商场,在柜台前看黑白电视的人们。1958年,中国生产出第一台黑白电视机,1970年中国第一台彩色电视机出厂。改革开放之前,中国电视工业生产能力有限,电视机在中国属于奢侈品,普通人家很难买得起。1980年11月,电视机“敞开供应”,“万元户”们成了最早的消费群体。从1980年到1985年,全国共引进113条彩电装配生产线,在这股引进风潮中,诞生了长虹、TCL、康佳、创维等诸多国产名牌,电视机逐渐走进中国普通家庭。摄影|王文澜


1985年,北京东城,市民在街上购买大白菜过冬。在计划经济时代,市场尚未成型,冬天很难吃上新鲜蔬菜,于是,大白菜就成了北方人冬天餐桌上的主角。上世纪80年代,北京人一到冬天,家家户户就赶紧抢购大白菜,整齐地摆放在家中的窗台上、楼道里、院子里,甚至路边街角。从1959年起,北京市政府每年都要动员各种资源进行大白菜销售、贮存,这便是“冬贮大白菜”说法的由来。为了统一协调指挥冬贮大白菜的集中上市,北京市专门设立了 “秋菜指挥部”,分市、区两级,市秋菜指挥部由副市长挂帅,计委、商委、财政局、物价局、菜蔬公司、交管局、运输局、公安局、环卫局、气象局等多个部门的主管领导参加。直到1997年10月,大白菜成为北京最后一种价格放开的蔬菜,“秋菜指挥部”退出了历史舞台。摄影|王文澜


1987年,广东广州,服务员列队欢送顾客。计划经济时代,由于物资短缺,是卖方市场,国营饭店、商店、菜市场服务行业的营业员普遍态度较差。随着市场经济逐步完善,物资逐步丰富,形成买方市场,服务行业营业人员的态度发生了巨变。摄影|王文澜


一幅照片不动声色地放在那里,你说它像一幅画、一首诗、一支歌或是一个故事、一段历史,你也可以说什么都不是,只是一张照片。好照片在摄影记者一生之中只是凤毛麟角,所以更充满了挑战。

——王文澜


1992年,北京,麦当劳餐厅。这一年,麦当劳登陆中国北京,首家店位于王府井,拥有700 个座位,29 个收银台,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麦当劳餐厅,开张第一天就吸引了4 万多名顾客,汉堡和薯条成为时尚的饮食,麦当劳也成为国内游客体验美国文化的场所。这并非第一家登陆中国大陆的麦当劳餐厅。早在1990年,深圳就有了中国首家麦当劳。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,集中了一大批“先富裕起来的人”。吃麦当劳代表了新富阶层新的消费方式。当时流行的汉堡吃法则是先刮掉芝士,而后吃掉牛肉饼,再吃掉生菜,最后就着可乐吃完上下两片面包。 摄影|王文澜


1988年,柳州,女职工在工厂里做工间操。工间操是特定时代的产物。1952年,毛泽东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题写了“发展体育运动,增强人民体质”12个大字。1954年,周恩来提出“健康的身体是建设和保卫祖国的一个重要条件”,“政务院可考虑发个通知,提倡早操和工间操,先在北京的中央各机关试行”。随后,政务院发出《关于在政府机关中开展工间操和其他体育运动的通知》,要求各单位正式规定在每天上午和下午的工作时间中各抽出10分钟做工前操、工间操。此后,工间操盛行,但在“文革”期间基本中止。改革开放初期,各机关、学校、单位又开始恢复了做广播操的传统,中国到处可见“全民做广播操”的盛景。然而,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,随着社会变革和工作节奏的加快,做广播操的人数又大大减少。摄影|王文澜


1982年,上海外滩,过马路的小学生。改革开放后,上海在城市治理方面走在了时代前列。摄影|王文澜


拍出一图胜千言的照片,毕生难求,但我们力争拍出胜十言,胜百言的照片。我们拍摄的每一张照片就是一个字,一组照片就是一句话,经过长年累月,每个月就是一个短篇小说,半年就是一个中篇,几年就是一个长篇。

——王文澜


1991年,上海,光新路口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自行车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属于奢侈品。人们生活富足的一个象征,就是“骑着倍儿新的自行车,带着彩花的暖水瓶”。1978年后,随着生活逐步改善,耐用消费品需求全面增长,“三转一响”(自行车、缝纫机、手表、收音机)成为大城市人们结婚置业的必备物件,但自行车仍属于“凭票供应”的紧俏商品。1984年7月,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报告,要求三年内做到名牌车敞开供应,取消票证。1986年9月,上海市取消自行车票证,敞开供应。飞鸽、永久、凤凰成了很多年轻人梦寐以求的名牌车,凤凰甚至打出了“独立,从掌握一辆凤凰车开始”的广告语。到1989年,全国共有自行车2亿2千万辆,平均每分钟有63辆车出厂。北京、上海等大城市,满大街都是自行车,中国成了名副其实的“自行车王国”。摄影|王文澜


1988年,广东街头。上世纪70年代有句顺口溜“一个不少,两个正好,三个多了”。1978年,计划生育政策被载入宪法。1980年,党中央向党员、团员发公开信提倡“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”,这标志中国一孩政策正式出台并全面实施。从1980年到2015年,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了35年。摄影|王文澜


我们经历的跨越千年的新世纪是难得一遇的,也是许多外国摄影师梦寐以求的。在他们眼里中国是一个沸腾的大工地,每时每刻都上演着威武雄壮的戏剧,令世人目不暇接,叹为观止,作为中国摄影师非常幸运,我从个人的角度,反映中国改革开放的影像历程。我们拍出的每一个瞬间都会被历史的车轮碾过,成为一面面时代的镜子,从中折射出每位摄影人与众不同的观察与思考,最终形成充满力量与智慧的历史画卷。

——王文澜


1983夏天,天安门广场上读书看报的人。十年“文革”,中国成了文化荒漠,很多书成为禁书。1977年,邓小平果断决策恢复高考,一代人的命运乃至国家命运都由此改变,中国迎来尊重知识、尊重人才的春天。图书馆解禁,出版业解禁,一时间社会上广泛掀起读书热潮。整个八十年代被称为“全民阅读”的年代,仿佛人人都在谈论文学和哲学,谈论诗歌和小说。就连征婚广告上,如果打上喜爱文学,会写诗歌,收到的来信就特别多。八十年代在北京生活的人可能都有类似的经历:年轻人下班,自行车框里放着西红柿和李泽厚的《美的历程》;公交车上中学生的书包里,都有一本海德格尔的《存在与时间》。摄影|王文澜


1985年,北京街头,背着吉他骑自行车的青年。改革开放之初,邓丽君的“靡靡之音”、罗大佑的校园民谣打开了那时年轻人的音乐视野。西方的摇滚乐和乡村音乐也传入中国。曾经,成方圆抱着吉他弹唱的形象迷倒了一大批男女青年。1985年,成方圆还翻唱了当时英国著名乐队“威猛乐队”的主打歌曲。“威猛”乐队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支登陆中国的西方摇滚乐队。1985年4月10日,威猛乐队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办演唱会,至少15000名观众观看,尽管现场过于安静,但却激发了中国年轻人对西方文化的好奇心。第二年,名不见经传的崔健穿着一件大长褂子、弹着一把吉他,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吼出了他那首中国摇滚作品的开山之作——《一无所有》。摄影|王文澜


1992年,北京北太平庄,卖书摊前《王朔文集》的“宣传海报”。上世纪八十年代末、九十年代初,王朔的文学作品受到广大青年的热捧。《千万别把我当人》《过把瘾就死》 《我是你爸爸》……这些作品迎合了商品经济大潮下年轻人的心理,但在狭窄的主流话语体系里,他被看成是“痞子”。王朔的作品不断被拍成影视剧,《渴望》《编辑部的故事》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《与青春有关的日子》都改编自王朔作品,九十年代初曾经家喻户晓的电视剧《过把瘾》也有王朔作品《过把瘾就死》的影子。摄影|王文澜


1993年,北京,中国美术馆院内,准备入馆展出的罗丹雕塑“思想者”。“文革”结束之后,中国美术馆迎来新时代。1978年中国开放之初,《法国19世纪农村风景画展》在中国美术馆拉开了帷幕,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举办的一个外国美术展览。此后,陆续有外国名家作品在中国美术馆展出,中国观众眼界大开。罗丹是最早被介绍到中国的西方现代艺术家,早在1920年,《新青年》上就刊登了罗丹的四幅作品,《思想者》就是其中之一。1993年,《法国罗丹艺术大展》在中国美术馆举行,113件原作来华展出,《思想者》就放在美术馆大楼门前院子里。在一个月的展期内,观众超过十万人,成为美术界一大盛事。摄影|王文澜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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